茹伯兴说话很快，几乎没有抑扬顿挫，中气足，嗓音响亮，不像一位62岁的老人。

　　见他没有想象中的困难，联系采访不需要提纲，他也不会来打探你的意图。唯一的障碍就是他太忙，但是每一次电话，他都会详细解释他一日的行程——会见证券公司的老总、接待科技部官员等等，不一而足。某种意义上，他似乎是不设防的，保安听说是采访就放行，可以径直走入他的办公室。

　　在常州，他是公认的大老板。2007年，胡润中国富豪榜中，茹伯兴以33亿人民币的身价位列250名。他旗下的百兴集团以工业制造、房地产、专业市场为主体业务，拥有20余家子公司及控股公司，在2007年，集团销售额超过150亿，就民营企业而言，这算是一个量级，即便在富庶的常州。

　　财道

　　1983年，茹伯兴投入30万在武进县(现武进区)创办了礼嘉塑料薄膜厂，成为百兴集团的肇始。这笔数额当时不算小，而且有些大胆，因为相当部分来自借款。那个时代，雨衣生产的家庭小作坊遍布礼嘉镇，茹伯兴发现上游塑料的生产比贸易更赚钱，他果然在一年内就翻了本，挣了不少钱。

　　然而，公司很快就接受“社会主义改造”。那个年代，政府不鼓励个体经济的大规模发展，镇政府将企业赎买了过来，茹伯兴从老板成了拿工资的总经理。直到1993年，公司实行改制，他获准用企业的未来收益来购买企业，重新获得所有权。

　　在常州，这一过程的演绎具有普遍性，“当时有政策，法定代表人一手创办的企业可以在评估基础上有折扣”。

　　如今，已经很难体察到茹伯兴对这段历史的看法，他更愿意说“拿着可能全常州最高的薪水”——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，他的工资就超过20万。企业发展很平稳，1993年的年销售收入已经在1亿左右。

　　然而，茹伯兴真正实现财富量级跃升，却是在资本市场。1993年，他接管塑料企业之后，一方面上游原材料可以有帐期，一方面塑料制品紧俏，下游销售商的回款非常快，他握有大量现金，可是，“搞工业回报太慢，一年就20%左右的利润”。在很多人尚不知资本市场为何物的时候，他将大量资金转移到股票发行的一级市场，“打原始股收益很稳，早些都是超过50%的收益率”，那个时期，他的主要资金都在股市上。

　　1998年，一级市场的参与者越来越多，收益率不断下降，“1997，1998年大概只有20%左右的收益率了”，茹伯兴决定将所有股票转为现金，“大概拿回来2个多亿”，开始投资房地产。

　　长江自由贸易中心是茹伯兴涉足地产的首个项目。这个主营建材的专业市场投资2.2亿，茹伯兴个人投资了1亿多，当时他购买了1000亩地，“地价一亩在二三十万左右，现在已经要二三百万了”，而建材市场的效益不错，除了出售之外，现在一年可以获取3000万左右的收益，这种经验被沿用在五金、纺织、地板等行业。茹伯兴现在控股的专业市场近10家，主要以获取租金和管理费为主，每年的纯收益约在几亿。

　　对于专业市场，他的主要经验总结是“因地制宜”，依靠产业集群作为依托，比如湖塘纺织城是因为“湖塘是中国纺织中心”，横林地板的强化复合地板产量占全国40％，而他的优势又在于资本雄厚，“可以把以前的市场整合起来，一流设施，交通、金融、海关甚至科研完全配套。”

　　同时，茹伯兴还涉足居民住宅的开发。2007年，百兴集团塑料为主的工业制造部分产值超过15亿，居民住宅开发实现销售超过20亿，所有专业市场的销售额在250亿至300亿之间，“仅一个长江塑料化工市场，去年的销售收入达到107亿，今年预计120亿，湖塘纺织城今年的目标是100亿。”

　　商道

　　在谈到退出股市，投身房地产时，茹伯兴有这样的说法，“一定要跟着国家的方向走，不紧跟国家形势，企业是搞不起来的。”

　　在百兴集团网站中，“企业文化”一项密密麻麻近800字，与其说是文化，不如说是茹伯兴的商道总结：“吃透国家方针政策，敏锐把握市场机遇，百兴集团一直比较‘新潮’，横跨工业、服务业两大产业而左右逢源，跻身制造、贸易、金融、地产、物流等诸多领域而颇有建树，几乎干一行、成一行。”

　　1998年，茹伯兴将股票全部清仓，就是他看政策的结果，“1993、1994年海南房地产泡沫，发展房地产国家政策有限制，1998年，形势变过来了，国家开始重视了”。当年7月，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》颁布，自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，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。

　　在论述他目前的行业选择时，他更像是着眼于国计民生，“专业市场可以带动二产(第二产业)，对国家经济是有好处的，政府肯定是要支持的”；“虽然政府现在控制房地产价格，但它总体对民生是有益的，因此我们长远看好它”。而“紧跟形势”的一大表现就是政府调控极大地影响了百兴扩张的速率，茹伯兴现在已经放缓了在济南、沈阳投建专业市场的计划，而房地产开发也着眼于已有土地的开发。

　　在中国宏观大势波诡云谲过程中，茹伯兴25年来，从办企业、参与股市、投资房地产，每一次都抓住了财富跃升的机会而且几乎没有载过跟斗，不能不说与体察大势密切相关。

　　他不拒绝每次带来高回报的机会，但他不会沉迷于机会本身。

　　一个有趣的现象是，自从1998年离开股市，以后无论“牛熊”，他都没有再涉足股票投资，即使2006年以后的大牛市也不例外，“很多人劝我进去，我看都不看，同样的股市，从1000点涨到6000点，哪有这样的事？泡沫越来越大，总要掉下来的。”作为商人，他认为股票市场不像自己经营房地产来得稳当，“房子放在那里永远值钱；股票市场是个虚拟市场，搞不清楚股票到底价值多少钱”。

　　这固然可以归结于茹朴素的财富观，但实际上更体现出茹“务实”的经商之道，而这又得益于其制造业的经历。尽管百兴集团最具盈利性的部分是地产，但是在培养儿子茹正伟接班的选择上，他坚持茹正伟从管理制造业开始，“从生产到营销，房地产的事可以来听一听。”茹伯兴的理由非常简单，他认为最辛苦的就是管理工厂，从原料进厂到客户销售，整个过程是持续循环的，“中间来不得半点虚假，不然会出问题，最锻炼人就在工业上”。茹正伟现在已在制造行业锻炼了9年之久。

　　孔孟之道

　　茹伯兴坦言，他这个年纪，主要受孔孟之道影响。他自己经常教育孩子，不要学西方人只讲利益不讲人情味，“在中国，人际关系搞不好，没有诚信，企业做不大。”他也提醒他儿子懂得朋友的重要，“多个朋友多条路”。当初，搏杀股市，“从南京到上海，几大证券公司的老总都是朋友”，他不讳言正是这些朋友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消息；谈及浙江某皮革专业市场时，他第一反应是“在那里有很多朋友”。

　　这种“重人情”渗透到了他的商业决策。集团网站“企业文化”中写道，“答应朋友的事情，尽力办到；一些前景看好的企业出现融资困难等问题时，我们鼎力相助，有的企业对新项目‘吃不准’时，我们提供信息。”“重人情”的一个前提是尊重人，在90分钟的采访过程中，手机响了5次，茹伯兴都没有接听，“因为觉得不礼貌”。

　　重人情多少影响到他的管人的哲学，茹评价他的团队是“绝对稳定”，现在集团下属20多个公司，除了他和茹正伟，都是专业的职业经理人在打理。

　　而“诚信”，尤其为茹伯兴所推崇，在他眼里这不仅是品质问题，更深刻地影响了他商业运作。

　　茹伯兴说，他建设专业市场不会选择建成后一卖了之，必定是先“兴市”然后再求收益。他一个最普遍的做法就是“免租两年，半租一年”，招揽人气，他说，如果不招商就贸然把铺位卖出去，“经营户会造反，人家就不相信你了”。他觉得对于专业市场经营户，他负有“信用”的责任。

　　茹伯兴也用“诚信”来解释他的上市运作——他希望在明年，将集团最有价值的专业市场业务在上海主板打包上市。他说本可以让其他业务先包装上市——比如，全国最大的塑料软制品生产基地，年产塑料制品120000吨，但他希望“广大股民会看到，百兴上市的东西就是好，一看专业市场利润不得了，股价越来越高，推动良性循环，不好的业务最后会被ST”。

　　他说，作为董事长，“我的脸面比金钱要宝贵得多”。

　　在宏观战略层面，他的想法是“打造企业无边界、无框架的新经营理念，不断把开拓市场的触角伸向更广阔、更高远的空间”，换言之，凡是高回报的机会，他都不会放弃，就像他早年投身股市，因此，在他眼里，可能不会有多元化与专业化之类的学理思考，关键是洞悉商机的决断力。

　　但是，坦率说，作为崛起于民间的财富第一代，茹伯兴可能并不太细较于现代的商业理论。一个例证是，他认为自己的专业市场连锁与沃尔玛、苏宁、国美“大同小异”，只是生产资料与生活用品之别。然而，茹伯兴的深谙人情似乎非常有助于聚揽人才，这可能在微观落实上，弥补了他本人技术层面的不足。百兴集团企业文化中有句话非常有趣——“做大事情者，需要大气度，需要更深、更厚的‘背景资源’和‘关系资源’，因此，我们今后直至永远都要做好人、‘纳百川’”。

　　可以看出，茹伯兴非常重视儒家倡导的个人修炼与“实用之学”，但是，这种表述又似乎过于直白，缺少现代商业世界的那种圆润与技巧，或许，某种意义上，这正是第一代常州商人所共有的群体特征。